國際西域和遠東探險聯(lián)合會法國委員會,將赴喀什的科學考察探險團委托給了伯希和先生負責,以此來促進已由俄國人、英國人、德國人和日本人對這些地區(qū)在伊斯蘭教征服之前的佛教所從事的研究。伯希和僅為自己保留了考古學、語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在蒙古高地發(fā)現(xiàn)的用魯尼文撰寫的古突厥碑銘充分證明,在8世紀上半葉,曾經(jīng)有過一個叫作九姓烏古斯(Toquz-Oruz)的民族,或者簡稱烏古斯(Oruz)。從9世紀開始,這個民族得到了相當大的發(fā)展,尤其是向西部擴張,在伊斯蘭作家們的著作中,分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我最近發(fā)表過一篇主要是闡述語言學和文獻學問題的論文①,文中指出了古于闐突厥語鼻喉音唇化的問題,如用于闐文中的Kāmūl(心)來代替Kηül,用yūrūm(白色的)來取代yurüη。針對這一問題,我曾補充說:“另外,歷史上曾有一個民族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在伊赫·胡碩士(IkheKhuchotu)碑①東側第10行中,有一個尚未考證出來的地名,寫作Kn。從克洛松(GerardClauson)和特里賈爾斯基(EdwardTryjarski)對這一碑銘的最新研究論文(載《波蘭東方學報》第34卷)來看,本文所涉及的那句碑文應解讀為:Kid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1972年,S.G.克勒托斯托爾尼熱和V.A.列夫西克在《匈牙利東方學報》第26卷,第1期,第69—102頁中,以《布古特粟特碑文考證》為題,發(fā)表了他們對在蒙古布古特附過發(fā)現(xiàn)的一篇碑銘文獻研究的最新成果。該碑早在1956年就由蒙古考古學家朵爾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從西方學者對用回鶻文寫成的古突厥語文獻的第一批論著開始,SLy這種寫法便提出了一個解讀和詮釋的問題。米勒在其《回鶻文獻匯編》(1908年版,第14頁)的著作中,首次遇到提及別失八里的“勝光阇梨都統(tǒng)”(SynkqwSLyTutung),此人是把諸多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在完成敦煌回鶻文寫本匯編的時候,我們最好是對它們進行一次全面研究,以便從中得出那些有可能使我們得到教益的基本事實。一般說來,我們首先應該研究誰是敦煌回鶻文寫本(更確切地說則是沙洲古突厥文寫本)的作者,進一步審視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在我于此研究的兩卷寫本中,最重要的一卷系由伯希和自敦煌千佛洞攜歸,現(xiàn)藏巴黎國立圖書館,其編號為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P.3509號。其形狀為一冊子卷,由20葉長方形和對折的文書組成,用一根皮帶裝訂。其40頁文書的邊緣都已殘損,最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當代法國突厥學家們的語言文獻學著作,對于前伊斯蘭時代而言,主要是涉及古代突厥(Türk)和回鶻(Uygur)人。哈密屯(JamesHamilton,1921—2003年)先生同時是漢學家,他特別關注這兩個部落聯(lián)盟的歷史、文化、語言和文獻,同時也關心他們與中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匈牙利的蒙古學研究大師、科學院院士李蓋提(LouisLigeti,在匈牙利文中作LajosLigeti)①,屬于大家只能以最高級形式來形容的學術巨匠之列。法國的東方學家們更有理由來紀念他,他對法國及其語言、文化、學術傳統(tǒng)具有發(fā)自內(nèi)心的和永...[繼續(xù)閱讀]